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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之争

 

王丽娜

 

摘要:中国科学院在1981年正式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后,旋即遭到中央领导人的质疑,由此引发了关于科学院办院方针是否需要修改的大讨论。本文主要梳理了此次办院方针之争的具体情形,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探讨这一论争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科学院  办院方针

 

中国科学院在1981年正式提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后,旋即遭到中央领导人的质疑,由此引发了关于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大讨论。对于这个办院方针,改还是不改,成了当时的科学院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遭到质疑的科学院“办院方针”

 

1. 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办院方针”

    在中国科学院的早期发展史上,虽然曾有多次对其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做出过描述和规定,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科学院才正式将其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问题用“办院方针”一词归纳和表述出来。

“文革”结束后,为了更好地推动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政府对科技体系中的“五路大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规划。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根据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中心,其主要任务被界定为: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侧重基础、侧重提高[①]。根据这一界定,在1979年的科学院院务扩大会议上,科学院领导将工作方针总结概括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

1981年1月29日,科学院向中央书记处进行了工作汇报,提交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了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其具体内容包括:一、主要从事基础科学和若干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按研究工作分类来讲,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任务,也承担少量发展研究;在整个研究工作中,加强基础性的工作,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二、在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面,主要是参与或承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的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任务,解决技术发展中关键性、开拓性的问题等。[②]

科学院所拟定的办院方针,在汇报会议上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出席会议的胡耀邦同志表示:“我知道科学院确有不少同志对科学工作怎么搞,长期议论纷纷。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科研任务不满。……二是科研方向不明确。不管是哪个时期,老是难以统一。我认为方向只能是这样定,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希望科学院所有科技人员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多花脑筋。我们国家的总任务、总路线也扯不清。两个侧重、两个服务,是定得好的,是明确的。”[③]出席此次会议的其他领导人也对科学院拟定的工作方针表示赞同。不过,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并未出席此次会议。

1981年3月6日,在转发科学院的文件中,中央明确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其关于“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④]

得到中央的正式肯定后,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1981年5月1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中,将科学院的定位和办院方针简明地描述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包括应用基础和新技术等)任务,也承担适当的发展研究,要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丰富和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或技术,协同有关部门,解决国家建设中重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⑤]至此,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正式确立了自己的办院方针。

 

2. 中央领导人对于科学院“办院方针”的质疑

1981年12月25日,赵紫阳致信中央领导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院的工作方针有问题。赵紫阳在信中称:“文革”前科学院的方针是侧重应用,而不是侧重基础;目前科学院的方针并不是这样定的;他同意杨振宁看法,即我国科技界(包括科学院系统)应该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上,而不是在基础方面。信中提到,科学家田长霖在北京的一个演讲中,也是主张中国的科技力量应当主要放在应用上。信中还谈到,关于这些问题,科技界在认识上有分歧,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对科技为四化服务会有影响。[⑥]

信中提及的杨振宁对于我国科研工作的看法,指的是1981年12月1日杨振宁写给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信中所谈到的意见。杨振宁在信中将科学研究分为原理的研究、发展性的研究和产品的研究。其中原理的研究属于长期的投资,发展性的研究属于中期的投资,产品的研究属于短期的投资。他认为发展性研究投资在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是十分脆弱的一环,建议中国集科技力量发展技术开发和产品研究。[⑦]

    至于田长霖在北京的演讲,指的是田长霖于1981年6月在科学院工程热物理所所作的演讲。田长霖在此次演讲中着重指出了技术科学的重要性,并建议中国参考日本的发展经验,重视和加强技术科学研究,发展民生经济。[⑧]

实际上,关于中国应当发展应用科学的意见,早在1978年,美籍科学家林家翘就曾向邓小平同志建议过。而中央领导人之所以会对科学院“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办院方针提出疑问,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华裔科学家们向中国政府领导人频频建言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一诱因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

 

3. 科学院“办院方针”遭到质疑的背景

     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尤其是70年代之后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使得各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成果的迅速推广应用,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速度。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一些国家开始利用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提升国家综合竞争能力。尤其是战后日本和西德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也激起了各国政府和学者分析、探究其发展经验的普遍热情。在上世纪70、80年代,如何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俨然成了世界各国的重要议题,大多数国家都将发展科学技术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单一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逐渐转向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面对国际发展格局的变化,许多国家开始重新研究本国的科技体制、科技政策,以及科研与生产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步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科研体制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文革”结束后,当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世界发展局势时,世界各国普遍由建立在国防——科研二元结构向工业——科研结构的调整,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了新的思考。

    作为“文革”重灾区的中国科技战线,最先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向科技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科学大会解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会后,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学科学、办科学的高潮,一时间科研机构林立。科研机构在短期内的迅速膨胀,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同时,低水平的重建也干扰了科研活动的有序进行。如何调整和整顿科学研究活动,规范科研机构的合理化发展,也就成了科学事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国家的科研体制改革也拉开了帷幕。“文革”后,国家重启现代化征程,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到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家发展目标。并特别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时,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严重脱节,科研体系“五路大军”相互分离的状况也成了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81年2月23日,国家科委党组向中央呈报了《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提出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新方针的基本思想是强调科技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4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了这一提纲,并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新的科技发展方针遂成为科技体制改革战略的价值基础,它意味着此后我国对于科学技术活动的支持重点,将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技术活动上。在1981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门类很多,应当为各个方面服务,基础研究决不能削弱,但整个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特别是为解决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问题服务。

    就在我国探索科技体制改革之际,西方国家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探讨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1980年至1981年间,在我国科技、教育界也展开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围绕科学、技术与经济关系的讨论。1980年9月27日,《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英国为什么科学发达而经济增长缓慢?》的文章。文章主要介绍了1979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年会上关于科学与技术的一些争论。针对英国科学发达而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70年代后,英国各界一致呼吁重视工程技术,要把科学、技术、经济与管理密切结合起来,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经济实力。在此次年会上,争论的要点包括科学是不是技术之母,能不能只依靠科学,工程技术是不是英国的未来,是否主张向日本和西德学习等。这篇文章在国内引起了不小反响,社会各界逐渐参与到对科学、技术以及经济问题的讨论中。1981年11月,《光明日报》刊发了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座谈会”的具体情况。随后,又有一系列相关文章相继载在《光明日报》上刊发,参与讨论。这场关于科学、技术、经济问题的讨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当时,对于中国科学院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社会上也存在着有不少议论。甚至有一些部委认为科学院在直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够明显,怀疑中国科学院存在的价值。媒体也在呼吁,科学研究工作要走出象牙塔,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徐冠华主编2010,页190]。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任务和发展问题,当时的科技界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一些人主张科学院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把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交给产业部门;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科学院主要从事应用研究,把基础研究交给高等院校。[⑨]

如上所述,国际国内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科技体制的调整、科技政策的变动,以及社会上关于科学院的议论等种种情形,都使得科学院的工作面临着被调整的可能。至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会遭到中央领导人的质疑,被要求修改,不过是科学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科学院工作会议关于“办院方针”的讨论

 

1. 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和意见

在赵紫阳总理发出关于科学院工作方针问题的信件三天后,即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同志批示由相关部门进行讨论。当天,胡耀邦同志也批示,建议科学院组织科学家和科研管理领导同志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拟出新方案。[⑩]

1982年2月6日,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在约见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同志时,就科学院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首先肯定了基础研究不能削弱,但同时指出最主要的是要加强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并要求科学院呼吁科学家和各方面技术专家,大力搞好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表示:“如果科学院在这方面不抓紧,搞不好,对四化建设贡献很少,成了四化建设的旁观者,那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11]在这里,中央领导人给科学院的工作指出了具体的发展方向。

 

2. 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关于“办院方针”的讨论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科学院党组决定尽快组织会议对办院方针进行讨论。1982年2月20日,科学院的工作讨论会正式开始,参会人员包括科学院、相关国家部委、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管理干部和科学家,与会人员多达一百余人。此次会议持续了七天,有54人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另外还有10人写了书面发言,会场气氛热烈。根据当时的会议材料,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们讨论的问题和所持观点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办院方针”不宜变动

对于科学院所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服务”的办院方针,不少人在讨论中认为方针是合适的,不宜变动。如黄昆(半导体所所长、固体物理学家)[12]在发言中表示:“两侧重、两服务”的方针是合适的[13]。王淦昌(二机部副部长、核物理学家)也指出:“‘两侧重、两服务’的方针很对,应该如此。”[14]对于1981年所提出的方针,王大珩(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应用光学家)也认为:“今天看起来还是合适的。”[15]

 一些科学家希望办院方针能够稳定,担心政策的反复会对科研事业产生不利影响。如施雅风冰川冻土所所长、冰川学家)讲:“农民怕政策变,科学技术人员也要求政策稳定。从五十年代开始,科学院的方针就有几次变化,这次希望别再变了。”[16]伍献文(武汉分院院长、水生所所长)表示:“方针刚刚定下来就改,恐怕影响不好。”[17]黄昆认为:如果要修改办院方针,“势必震动会大,应十分慎重。”[18]

关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要修改,可以在表述上完善一些,但原有方针的基本意思和内容不要修改。如何祚庥(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粒子物理学家)所言:办院方针的“文字可以变动,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意思要有。”[19]程裕祺(地质部副部长、地学部副主任、地质学家)也认为:只需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一下,字数不能太多,取得一致意见就可以了。[20]

关于“侧重基础”的理解

在讨论中,不少人发现,对于“侧重基础”中的“基础”如何理解,实际上关系到方针的整体解读问题,这也是导致许多人对科学院办院方针理解有误的关键所在。正如汪德昭(声学所所长、水声学专家)所说:关于方针的四句话,存在着“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21]钱人元(化学所所长、化学家)在发言中同样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两侧重、两服务’的方针还是正确的,问题出现在分类上,大家概念不一样,带来了混乱。”[22]

参与发言的与会者都表示,“侧重基础”中的“基础”,并不仅仅指的是纯基础科学研究,同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如陈芳允(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防科委测量通信总体所副所长、无线电电子学家)所言:“基础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个方面,这并不是像有的人认为基础仅仅指的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23]胡克实(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在工作会议上表示:科学院“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在表述上有不够明确、不够完善之处,主要是“侧重基础”本来是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但容易被理解为只是侧重基础研究。[24]

一些科学家对科学院“侧重基础”的研究工作,在讨论会上做了进一步解释和澄清。高庆狮(学部委员)讲:“侧重基础,既包括纯科研这样的基础研究,又包括应用基础研究”,科学院的“大部分同志是搞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的。”[25]鲍汉琛(山西煤化所副所长、煤炭化学专家)也认为,“侧重基础并不等于把大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基础,侧重是指比产业部门的研究单位更加重视一些就是了。基础是包括应用基础在内的。”[26]王守武(109厂厂长、半导体专家)也表示:“侧重基础”中的“基础研究”,“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和基础研究,侧重基础还应包括发展研究和产品研究中很重要的基础技术工作”。[27]

关于科研工作分类问题的讨论

在对“基础研究”的概念进行讨论时,科研工作究竟该如何分类,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议题。因为科研工作的分类,是国家和各科研单进行科研活动统计和管理的基础,涉及到制定科研发展计划、制定经费预算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不少与会者建议彻底厘清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具体含义和关系,以免混淆不清。如汪德昭在发言中呼吁:对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必须有具体的定义和解释,以避免思想混乱”。[28]钱人元也表示“希望这次能把分类概念定下来”。[29]

会场发言的科学家们大都提议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研工作的分类法,来划分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以明确科学院各类科研工作的性质。如王之江(上海光机所副所长、应用光学专家)所言:“为了进行统计必须明确区分对象,为对不同性质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有科学的分类”,“我想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为准,这个分类较为严格和科学,也便于将我们的情况与国外作对比和分析。”[30]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文件,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可定义为:任何为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储备和发明新的应用所从事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传统上可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具体而言,基础研究是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现新的探索领域的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标;应用研究是指任何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的创造性的系统活动,但它考虑到某一特定的实际目标;所谓实验发展,即运用基本研究与应用研究及经验性的知识,为了开发新材料、新产品、新装置、流程和方法,或为了对现有材料、产品、装置、流程、方法进行重大改进的任何系统的创造性活动。[31]在科学院工作讨论会上,科学家们所指的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分类,即指此种分类方法。

之所以会出现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概念不清的问题,实际上与早期科学院对科研工作的分类方法有关。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曾将科研工作分为四类,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此后科学院一直采用这种分类方法。直到80年代初,科学院才决定采用国际通行的分类方法来划分科研工作。1980年6月30日,李昌在院务会议上表示,决定按照当时国际通常使用的分类方法,将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32]由于此前长期使用的分类方法还留有一定影响,故而在刚开始实施国际通用的科研活动分类标准时,关于各类科研活动的概念和含义,在实际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讨论会上,会议转发了邓裕民(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同志《关于研究与发展工作分类的建议意见》[33]。作者在文中具体阐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具体区别。会议期间,王绶琯(天文学家)在写给李昌同志的信[34]中,也详细区分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阐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技术服务等名词的概念。而在此次会议上,从科学院各研究所领导的发言也可以看出,在统计科研工作时,各研究所已经使用了新的分类法。不过,通过工作会议上的讨论,科学院所采用的国际通用科研工作分类法,也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宣传。

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所占比例的讨论

在此次工作会议上,不少与会者一再强调,基础研究对于科研事业和国家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础研究不能削弱。钱学森(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国防科委副主任、应用力学家)在发言中引用钱三强(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核物理专家)等人的言论,再次表达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吴征镒(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昆明分院院长、植物分类学家)更是在发言中指出了当时国内的基础研究尚且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他说:“按联合国固定定义来看,我们的基础研究是太少了,太不受重视,除个别学科外,水平一般也很低,而且不平衡,缺门甚多。”[35]因此,更是不宜削弱基础研究。

对于科学家们一直强调的基础研究问题,胡克实在最后的会议总结发言中再次做了澄清,即基础研究不能削弱,要坚决保护,稳定发展;并表示李昌同志也一再讲清楚了,中央领导丝毫没有要砍基础研究的意思。[36]

可以说,会议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那么,科学院实际工作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究竟如何,是否合理?也有不少人从科学院的经费使用、科研工作的具体情况出发做了详细分析。

根据吴明瑜的分析:当时全国民口的科研经费每年在28到30亿元之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大概在1.1、1.2亿元以下,占民口科研经费的比重不到5%。在科学院,用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大约占85%到90%,基础研究约占10%至15%,大约为5000-6000万元。从全国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看,科学院的基础研究所占比重大体还是合适的,绝对数额也不算多,而且伸缩的弹性也很有限[37]。王绶琯表示:国防部门的科研单位以及属于政府各部和属于工厂、企业的科研单位,绝大部分工作都放在了发展研究和技术服务上,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很少,基础研究更是绝无仅有;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承担了基础研究的全部任务,高等院校研究经费很有限。科学院投在基础研究上的力量占百分之十几,应用基础和发展研究占百分之八十几。我国总起来投在基础研究、应用和发展研究上的力量之比大约是1:30到1:20,较之发达国家小3至5倍。因此,如果说我国科技战线上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发展研究、技术服务间的比例失调,那么基础研究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偏大,而实际上是过小。[38]张光斗(学部委员、主席团成员、清华大学副校长、水利工程学家)则称:“中科院基础科学研究比重约为10%,是偏低的。”[39]胡克实也表示:“就全国来说,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力约占民用科研经费的5%左右,科学院基础研究的经费和人力占全院科研的比例也不过是百分之十几。应该说,这个比例不算大。”[40]综观整个会议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科学院在基础研究中所使用的科研经费并不占太大的比例,甚至还存在着偏小的问题。

科学院的“问题”不在“办院方针”

在科学院工作会议上,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只谈科学院的方针问题,难以把问题讲清楚,科学院之所以给社会以成效不大的印象,其实涉及到很多问题,其中的原因极为复杂。

如邓述慧(科学院党组成员)在发言中讲:“只谈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是难于把问题讲清楚的,因为这是整个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科学院在整个科技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认为:研究与发展工作中各个层次的工作都需要提高,而不是层次间的转移。”同时她也认为,科学院拥有100多个性质不同的研究所和工厂,“不同类型的工作要用不同的管理办法”,“改善管理是发挥科学院潜力所在”,同时也强调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41]。王之江也表示:科学院给人成效甚小的印象,“问题并不在方针,并不是对基础研究过分重视了,也并不是应用研究太少。开创很少、效益太小的原因也许是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有毛病,而且其中有些也不是科学院本身能解决问题的。”他指出的问题包括评价政策的滞后、课题分派模式所造成的科研力量的分散、人员制度的僵化以及历史上政策的偏颇所造成的遗留问题等[42]。鲍汉琛讲到:“有人说科学院‘钱丢到水里连泡都不响’,这里情况是很复杂的。成果推广中问题不少,有的因为自己成果不过硬,有的由于部门偏见被搁置,有的因为没有投资暂时上不去等。至于已用在生活上的,创造了多少价值、利润,也不容易查清。”[43]陈芳允则指出:“由于没有预先研究,许多生产任务都是抄别人的,搞得很慢,反复很多,使任务旷日持久,不得解决,由于没有应用基础研究,有些产品,虽然做出来了,但关键问题没有过关,质量低下,积压浪费惊人,这是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44]。根据吴明瑜的分析,外界感到科学院对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包括宣传的问题,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人才考核办法等等。其中,有三个原因至为重要:一是“文革”前服务于军用所形成的影响尚存于科研和管理工作中,科学院未能很好地实现从军用向民用的转变;二是在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不少单位缺乏经验;三是国家在计划、财政税收、价格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都存在着缺陷。[45]

在讨论中,不少与会者提出,关于科学院的科技队伍,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例如队伍老化,结构不合理,各类人员比例失调;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等等[46]。也有很多科研管理者认为科学院院所两级都要改进成果管理工作,其中不仅包括成果的鉴定评价和登记,而且还要抓好成果的宣传和推广应用。也有不少人认为科学院之所以会陷入“被动”的尴尬局面,主要的问题在于“文革”后科学院对承担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抓得不够准、不够多,课题零碎,力量分散,以及对技术科学研究强调得不够等等。

总之,科学院所存在的“问题”,并非源于办院方针,其中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而科学院工作的改善,同时也需要国家在科技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进行革新和调整。

科学家们的建议

在科学院工作讨论会议上,不少人对当时的科研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很多科学家认为当时的科研体系中的五个方面军各自为政,协调性较差,因此建议五个方面军协作攻关,发挥合作优势。如王淦昌在讨论会上讲:“全国有五个方面军,科研人员科学院3万多人,产业部门20万人,国防9万人,高校1万多人”,加上地方,“共34万人”,“五个方面军要分工合作,各自发挥特长,但现在协调不好。”[47]刘振元(上海冶金所副所长)也讲到:“我觉得对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之所以有那么多议论,并不是科学院的基础研究多了,而是我院没有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抓好”,“没有抓好横向联系的工作,因为国家的重大综合的经济任务,决不是单学科的”,“横向的联合攻关,应象五十年代搞半导体、计算机那样切实地搞好,发挥多兵种联合作战的优势。”[48]会议上,主张五个方面军做好协调,联合攻关的科学家还有钱人元、吴征镒、陈芳允、汪德昭、梁嘉(广州分院院长、党组书记)、陶亨咸(一机部总工程师、机械制造专家)、陈述彭(遥感应用所副所长)、程裕祺等人。在建议联合攻关时,还有个别科学家建议党和国家设立一个权威的领导机构,统筹规划,制定政策,指挥与协调重大的科研任务。至于具体的做法,一种是建议象设立中央军委那样,设立中央科委;另一种是建议设立以总理为首的科学委员会。[49]

在讨论会中,也有一些人建议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发展技术科学研究。如张维(清华大学副校长、工程力学家)所言:“从我这二十多年的接触来看,科学院领导是重理轻工,技术科学在科学院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50]张光斗在发言中指出: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的比重约为10%,是偏低的。全院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偏重于新技术和尖端技术,对基本工业的科学技术重视不够,全院搞技术科学的比重也不大。因而建议科学院着重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重视技术发展研究[51]。为了加强技术科学研究,提高技术科学研究的地位,在此次会议上,张光斗、吴仲华、罗沛霖、师昌绪等几位科学家建议国家正式设立工程院,以促进我国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52]

 

3.科学院工作讨论会议的结果

此次科学院工作会议持续了一周,会场上的讨论尽管热烈,不过最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修改办院方针的统一意见。讨论会上,认为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基本内容需要修改者,寥寥无几。大多数科学家和科研管理干部都倾向于科学院的方针不宜修改,即使要修改,也只需在原有方针的基础上,略作说明和解释,或者修订一下具体的文字表述即可。不少参会者认为,科学院给人以成效不显著的问题,其牵涉面极广,并非是科学院办院方针的问题,它与科学院的科研体制、管理制度等都有关系;也不仅仅是科学院的问题,它与当时国家的科研体系、政治体制、经济政策等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修改科学院办院方针这个议题,并没有因为会议讨论中大多数人不建议修改而作罢。

 

  修改“办院方针”的建议与新“办院方针”的出台

 

1.发展科技工作的新形势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我国工农业年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并将科学技术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高度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十二大”报告在提升了科学技术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要素的地位的同时,也宣告了政府对于依靠科学技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极大期望。

1982年10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这是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同时呼吁科学技术工作者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要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

1982年11月底,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不论是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都应该按照学科特点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要把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提高到同科学研究本身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成绩应该同样受到表扬和奖励,克服轻视推广应用的倾向。[53]

1983年1月5日,胡耀邦同志在参观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时,对科学院的同志再次谈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没有科学技术是不行的。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和科研人员面向四化建设,面向生产力的提高。基础科学的研究应当重视,但是,当前整个科研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加强应用研究上。不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都要按照各自学科的特点,尽可能地紧密结合四化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54]

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科学技术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和重要指示,进一步表明了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度和决心。在国家的科技工作面临着全面改革的形势下,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也成为了政府和科学院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2. 修改科学院“办院方针”的建议

“十二大”会议结束后,李昌同志(1982年4月从科学院退居二线当顾问,9月调入中央纪委)于1982年10月21日致信科学院和中央领导,详细阐述了他对科学院工作的意见。 在信中,李昌同志表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表达是不完善的,对于这一方针,近几年在科学院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实践。一种是认为科学院以应用研究为主,同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在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时,进行基础性提高性的研究工作。另一种理解是以基础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为主,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而把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放在次要的地位。而后一种认识和实践,在科学院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中占主要地位。所以,1981年所提出的办院方针,实际上是以基础研究为主,而不是以应用为主的方针。因此,李昌同志认为,随着四化建设的进展,这个方针是不适合四化建设的要求和党的科学政策的,应该坚决、明确地改变。[55]

对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究竟改还是不改这一问题,1982年10月22日,在与科学院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方毅同志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办院方针问题牵涉到科学院的前途,希望科学院的同志能够慎重考虑,尽量彰显科学院的工作成效,扭转社会舆论中认为科学院“只花钱不办事”的被动局面,努力为科学院的发展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

面对国家新的科技工作方针和政策,以及国家领导人对科学院多次提出的工作要求,在1983年1月份的工作会议上,科学院院长卢嘉锡郑重地提出了“科学院怎么办”这个严肃的问题,即究竟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院,科学院应当在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56]在对如何贯彻“十二大”之后的科技方针和政策,如何执行国家领导人对科学院工作的指示等问题进行探讨后,卢嘉锡表达了调整科学院工作的思路,即:科学院的科研工作首先应当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科技工作者也首先应当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就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而言,要大力发展应用科学,重视基础科学;就三类研究工作而言,要着重发展与生产发展关系密切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加强有长远意义和起指导作用的基础研究;就各门类科研工作而言,都应当按照学科特点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57]。卢嘉锡的讲话,较为明确地表达了科学院要加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尽可能地面向经济建设的决心。不过,科学院的办院方针究竟该如何拟定,此时尚无答案。

就在科学院面临要不要修改“办院方针”之际,国家的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已经开始推进。为了推动科学院的机构改革,“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于1983年3月份正式进入科学院进行调查,并于8月6日向中央和国务院呈报了调研报告。报告声称科学院原来所提出的“侧重基础、侧重提高”的方针应当加以修订,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总方针,面向经济建设,着重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参加开发研究,同时以一定力量继续搞好基础理论研究。

在1983年,到科学院开展工作调查的还有另外一个小组,即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这个调查组最后撰写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同样得出了科学院的“办院方针”需要修改的结论。

 

3. 最终的定调与新“办院方针”的出台

1983年12月15日,国家领导人与科学院的领导再次围坐在一起,讨论科学院的办院方针问题。在此次会议上,赵紫阳同志表示:关于科学院的任务,他同意两个调查报告中的提法,即“必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或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中心点是加强应用研究”。并且“完全同意,不搞基础研究,光搞应用研究是不行的”,认为“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这三句话调个顺序也可以”。此外还表示他将调查报告中所写的“认真”重视基础研究,改为了“继续”重视基础研究[58]。对于会议上所形成的科学院“办院方针”的修改意见,方毅、卢嘉锡、严东生(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等同志都表示赞成。

随即,中央书记处第103次会议正式决定:“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应明确规定为:大力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心是加强应用科学研究,这是关键所在。”[59]

根据中央的决定,1984年1月,在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科学院再次正式公布了新的办院方针,即: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60]这一方针明确地对科学院所进行的三种类型的研究工作做了不同定位。至此,长达两年多的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结语

 

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更。“文革”中,科学院的科研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国家在重新部署全国科技体系的工作时,根据全国科技工作的总体规划,对科学院提出: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配合有关部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综合性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侧重基础、侧重提高。这一界定要求相对于其他方面军的研发活动而言,科学院的工作要更侧重于基础和尖端。当时,全国80%以上的科技力量在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承担着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科学院则要更多地从事一些综合性的、基础性的、开拓性的应用研究,承担一些会产生长期影响而又是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需的基础研究[61]。根据国家新的科技规划和要求,科学院在1981年正式确定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这也是中国科学院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工作任务和重点总结为办院方针。不过,这个方针正式确立几个月后,便遭到了质疑。因为随着国家经济振兴方略的制定以及科技发展方针的改变,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希望科学院的工作能够明确地体现国家的战略步骤。在1984年,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这个办院方针的最终确立,更清楚地表达了国家重视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的态度和决心。

1984年所确立的办院方针并未真正解决科学院的“问题”,因此并没有取得更为持久的稳定。此次方针的调整,只是揭开了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不断向“科学技术必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科技指导方针逐步靠拢的序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从1981年到1984年的调整,可以说是一次颇具转折意义的调整。此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在1987年以及1992年的调整,也都是对1984年办院方针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在国家科技工作的总体要求下,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也被一次次地打上了新时期国家科技发展政策的烙印。此后科学院办院方针的不断修改,也使得办院方针问题成为了上世纪80至90年代科学院历史上一个持续颇久和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科学院办院方针的修改,实质上也就是关于科学院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的调整问题。纵观科学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工作任务和重点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历史。当然,中国科学院自诞生之日起,从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到定位为“国家自然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全国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科学院逐渐转变为一个单纯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这种定位的变化也是科学院的工作任务曾经发生调整的原因之一。但在历史上,更多的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科技政策的变动、以及科技体制的变革等,科学院的工作重心和任务也屡屡进行相应的变动。在科学院的发展史上,国家对科学院的工作曾提出过几次迫切要求,其中包括“两弹一星”的研制。而20世纪80年代的科学院办院方针之争,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出要为国民经济建设多做贡献的迫切要求下发生的。

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这场关于科学院办院方针的争论,不仅仅是科学院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工作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它触及的是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和转型问题,即国家的科研发展战略从科研——国防二元制向科研——工业或经济二元制的转型问题。如果说科学院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更多的是表现为科研与国防相结合的话,那么,此次的战略性调整,意味着科学院的工作要更多和更直接的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此外,在此次办院方针的修改过程中,思路相异的科学家与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张力,科学院在修改办院方针事件上的选择空间问题也随之突显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科学院的办院方针沸沸扬扬地进行修改之际,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已经拉开了帷幕。关于此次办院方针以及之后的连续调整给科学院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影响,还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

在这场关于科学院办院方针的讨论中,许多科学家和科研管理者关于科学、技术、经济等问题的见解,直到现在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钱学森在讨论中所言“在推动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同时,不能忽略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科学技术不等于社会主义建设;正如社会主义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但不等于社会主义政治一样。”只有“把推动应用和发展基础研究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2]此外,由科学院办院方针问题所引发的关于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也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科学家和领导人对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水平,这也是研究我国现代科技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案例。

 

致谢  王扬宗先生、罗伟先生、方新先生给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樊洪业2002. 对办院方针的历史回顾.《中国科学院院刊》. (2).

李真真. 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分析.《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十五年政策评估课题分报告》(未刊稿).

罗伟1981. 中国科学院在中国科研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 3(3).

徐冠华主编2010.《我们认识的光召同志——周光召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论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①]《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国科学院年报1977 1978》,页80。

[②]《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8-9。

[③]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1-1-1。

[④]《中共中央转发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1。

[⑤]《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245。

[⑥]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⑦]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⑧]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⑨]《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年报1981》,页7。

[⑩]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11]《胡耀邦同志对科学院工作的五点意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82》,页6。

[12] 文中标注均为当事人在讨论时的身份。

[13]《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1)(内部资料,后同)。

[14]《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4)。

[15]《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6)。

[16]《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32)。

[17]《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7)。

[18]《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1)。

[19]《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7)。

[20]《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0)。

[21]《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7)。

[22]《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8)。

[23]《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4)。

[24]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25]《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9)。

[26]《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3)。

[27]《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53)。

[28]《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7)。

[29]《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8)。

[30]《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45)。

[31]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32]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33]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34]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35]《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2)。

[36]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37]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9。

[38]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8。

[39]《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33)。

[40]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41]《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55)。

[42]《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45)。

[43]《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3)。

[44]《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24)。

[45]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9。

[46]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47]《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4)。

[48]《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52)。

[49]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50]《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19)。

[51]《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33)。

[52]《中国科学院工作讨论会简报》(33)。

[53]《努力开创科学院工作的新局面——卢嘉锡在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3》,页8。

[54]《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交流会时的谈话》,《中国科学院年报1983》,页1。

[55]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2-3。

[56]《卢嘉锡在院规划专题组组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科学院年报1983》,页319。 

[57]《努力开创科学院工作的新局面——卢嘉锡在院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3》,页14-15。 

[58]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4-2-72。

[59]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3-1-2。

[60]《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年报1984》,页24。

[61] 中国科学院档案,案卷号1982-1-1。

[62]《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讨论简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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